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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与历史——抗战史记录的病理

日中战争结束后,至今已经历了 72 年。人已更换了三代,今日所谓的高齢者层,也绝大多 数没有过战争体验。战争这个名词,对 21 世纪的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 若任其自然,东亚各国没有战争体验的民众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对立,反目的理由。可是 事实并不如此。国家间的对立,国民间的怨恨,战后 71 年的今天仍在继续中。为什么历史 的怨恨总不能得到解消? 原因到底在哪里?


有关国家间历史认识的对立,在日本担当了近 30 年近代史教育的笔者,总结出两个基本原 因。一是历史教育的问题,二是历史记录方法的问题。两者间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即国家间 的政治立场、利害面的对立,战后并没有过间断,不仅被继承发扬,并通过政治手段介入于 学校的教育现场和历史记录中。


在历史教育面,各国政府长年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指导方针,在教育现场,教科书中进行 人为的,有意图的史料选择和历史解释,以维护国家的声誉,强调自国的立场。在这种国家 主义的教育影响之下,不全面的历史解释,对他民族的历史怨恨从小被播种于青少年的心 底,使狭隘的,非理智的,被政治诱导的民族怨恨传宗接代。其结果使各国间的历史认识的 偏差距离增大,又经过国家政治在特定时期(如权益,领土问题等)的利用,鼓动,以致在 战后的年轻人中失去了相互理解和战后解的可能。相比最近十年和前世纪的后 20 年,可见 战后和解不仅没有进展,反而随着国际关系的紧张化而不断后退。可以说今日的历史教育, 不仅不能促进民族,国家的和解,反而蜕变为播种历史怨恨的场所。


关于历史教育的问题,笔者已有别论[1] 在此不再赘言。本论中提起的是第二个问题,即为 历史教育提供材料,方法的抗战史记录方法面的问题。可以说它是历史教育的基础。其最大 特征,是以“政治宣传”取代“历史事实”。


1 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


在日常用语中,我们平常总无意识地将“政治”与“宣传”、 “历史”与“事实”两组单 词相互搭配使用。为何如此搭配,有没有相反的组合,并没有人认真考虑过。实际这并不是 一个偶然,反应了政治和历史的语义面的特征,是一个最适当的搭配法。


政治,指某特定权力集团(政党组织)的统治方法,为了达成这种统治,需要种种的方法和 策略。宣传,即是其实施统治的手法之一。特征是将自己政策的正确,统治的功绩等进行超 出实际的扩大描写,相反,还贬低政敌,只强调其过失,丑闻和缺点。


出于这种宣传的必要,政治家的言辞,国家的公式立场中总是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外宣 传”,另一个是“内部传达”。前者公开的内容,数字中多含有水分、不实之处,而后者传 达的内容基本上接近于事实。只是这种作为“参考”的事实,有时并不让大多数国民知道。 所以,对各种信息,情报分辨其虚实,弄清是“对外”,还是“对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 题。政府发言人,外交官,政治家在公式场合弄虚作假,掩盖事实的现象,哪一种社会制 度,哪一个国家都相同。由于此类诡辩,否定,掩饰事实的行为是为了维护至上的国家利 益,所以也不会有人追究政治家,外交官和政府发言人的道义上的责任。如此,政治与宣传 之间,产生了特殊的亲近关系,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哪一种政权下,政治总要 利用宣传的手段来夸大自己,贬低政敌。所以必须认识到,宣传属于“政治行为”,其内容 不一定等于等身大的事实。


相反,历史和政治的不同,在于其目的是要准确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从学问性质上来 说,绝对不容许作假。所以从手法面,目的面和宣传都水火不容。不否定,对同样的历史事 件,各国,各政治组织间会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释方法,不同的历史观。但“事实”的 存在绝不会有两个,所以在历史(事实)记录中,不论敌我,都有严谨,如实地记录事实的 必要。若违背此原则,就不能称是历史。从此点讲,历史记录要有能经得起事实,史料,证 据验证的普遍,超时代的科学性。此和根据政权需要,时代变化不断变换姿态更换目标,内 容的政治宣传截然不同。


换言而之,宣传是带有政治策略性,夸张性,一时性的统治方法;而历史则是具有真实性、 普遍性,永久性的科学。为了能正确,严谨地记录历史事实,正确地解释历史,所以产生了 历史学这一种学问,并出现了为其提供根据,证据的档案馆,资料馆,图书馆等。


2 历史被政治利用的现象


以上从理论面指出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的异质性关系。值得注目的是现实上,存在着许多 政治介入于历史的现象,或将政治宣传与历史事实混同在一起,甚至用政治宣传取代历史教 育,取代历史记录的现象。特别是在国家,民族,政治集团(政党)的对立仍在继续中的 近、现代历史的教育和记录中,可以说这种现象非常显著,普遍。


在近代史教育中,有过战争经验的东亚各国普遍存在各自在自国的政治立场上编写国家的历 史教科书,强制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甚至还有宣传民族间历史怨恨的现象,此现象最 近,已成为一个阻碍民族间历史和解,妨碍历史认识国际接轨的深刻的政治问题。在大陆中 国,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历史被看作“政治统治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史、阶级斗争史占领 了历史领域,成为“近、现代史”的代词。在这种为政治服务的历史解释中,政敌国民党的 正面形象从整个历史中被抹煞,或遭到不应有的贬誉,诋毁。诸如从前的教科书中出现的 “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人民抗日,而蒋介石却躲在峨眉山上等着下山摘桃子”之类的记 述。此种记述虽然现在已不存在,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中流砥柱”之解 释,仍在继续,光大。 历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蜕变为统治工具时,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


1.特定国家、政治集团的立场,利害被反映到历史记录中,并出现研究组织的御用化,党 人化现象。不可能保证历史记录的公平性,和学术面的严谨性,出现从立场,党性面排斥异 己,政治干涉学问自由的现象。


2.政治宣传内容的“历史化”现象。在国家史観、政治史観的影响下,出现将政权组织的 “宣传内容”,也作为“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教科书中的现象。


3.政治宣传的教育化。这种被正统化的特定的宣传内容,和不正确的历史事实,偏颇的历 史解释,还会作为教材,通过国家管理的学校教育,思想教育,渗透到青少年的历史认识 中,造成国家间历史认识对立的社会温床。


3 “军神”存在的国家


政治宣传在战史记录面的表现特征,是创造,塑造极端的英雄形象。其本身目的是为了宣传 对某特定组织的忠诚,献身精神,以达到实现政治目的,巩固政权统治效果。战前的日本, 为了驱使国民为天皇制国家的侵略战争献身,用宣传手法创造出大量的军神(英雄)如日清 战争中的“喇叭手木口小平”,日俄战争中旅顺封港战斗中的“広瀬武夫中佐”,太平洋战 争中珍珠湾袭击的先驱者“九军神”,神风特攻作战的“敷岛队长关行男”等。大多数是驱 使国民天皇献身,宣传殉国精神而人为创造,美化的形象[2]。所谓战场上的“英雄精 神”,不过两种价值,一者为忠(献身),一者为烈(殉国)。败战后,日本民众和国家对 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接受了 GHQ 赋予的和平主义,和平宪法,同时,所有为战争服务的 “军神”形象也从教科书中,公共场所中消失殆尽。至今已经不会出现有人以军队的神话引 为自豪的现象。


战前教科书中的军神 (英雄)喇叭手木口小平。为了鼓舞士气的创作,日清宣战 3 天前就 已经出现。事后在课本上登出两年,名字都没对上号(称白神源次郎)。最后订正为木口小 平。战后此类军神被一扫而空 与其相反,在战胜之国,战争的神话却被保存下来,至今仍出现在历史记录和教科书中。笔 者并不是想否定, 实际上,此种政治宣传在当时也起到了预期的政治效果。鼓舞了国民的抗战热情,坚定了其 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念。从当时政治的目的粉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战胜利 --的角度看,此宣传政策是成功的,有实效的,即使不符合事实,政治面也是需要的。因为 在此,其仅仅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手段,并不是在叙述事实。


4 宣传効果的“再利用”


问题不在战前的“政治宣传”,而发生在战后的“历史化”过程中。抗日战争以胜利告终。 政治目的(胜利)的达到,使宣传在此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此时本应该将宣传的对象,从 政治操纵下解放出来,经过历史研究还原其本来面貌(如硫磺岛的星条旗报导)。可是实际 上,失去现实意义的宣传并没有停止,反而被新的政治需要再次利用,继承下来。并且运用 同样手法,在原来的宣传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发挥,创造,使被宣传的形象变得更完美无 缺,更接近于神话。


这新的政治需要即是“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国内的所有抗战纪念馆中,都有一块同样的招 牌,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说明纪念馆是一个宣传机构,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历史 题材进行政治教育。以宣传国家,民族和执政党的伟大,光荣,正确,达到巩固政权统治的 目的。


战后和平时代的教育普及,还使政治宣传产生了一种新的副作用,即宣传内容的固定化,历 史化现象。不仅介入于教育,并且通过文艺刻画,或媒体,御用研究机关之手正统化,作为 历史事实记录到史书之中。


在政治宣传内容的固定化,历史化过程中,还不能忽视一个客观环境条件,即民族主义色彩 极其强烈的庶民嗜好的存在。当然它和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是常年, 大规模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产物。其大众口味,和对英雄,故事情节的猎奇心理更刺 激了商业性大众作家的创作意欲。小说家,剧本作者,各种媒体大量参入,产生了大量低俗 的文学,影视作品,使宣传内容也越变越脱离事实,如“横店式”抗日文化。这种经过教育 管理产生的大众化现象,可以说又成为促进神话普及的社会土壤。其恶果之一例,即 2016 年 6 月 27 日的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出现。这种 以“民族的共同记忆、民族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替法理,代替学问研究的荒唐 的政治判决,只象征着权力,无知对法,学问,言论自由挑战的胜利。可悲的是大众的舆 论,并看不到这种危险。对真正的学问研究处处喊打,不仅自愿充当打手,更有投石下井, 欲等待尝血馒头者。理由仅仅是学问的研究损坏了自己心中被教育再次“种植”的英雄形象 和“民族的共同记忆”。形如鲁迅笔中的阿 Q,不知道学问的自由已被剥夺,法的尊严遭到 践踏,而自己也正在一步步被推上专治的刑场。


5 神话创造的方法


英雄的神话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笔者认为并不会是无中生有。肯定都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狼牙山战斗中跳崖的五名战士,刘老庄战斗中殉国的 82 名勇士,平型关的歼敌胜利肯定都 不是虚伪的,只不过在表彰,宣传——政治化——过程中进行了不间断的美化。把“小胜” 扩展为“大捷”,把“殉国”的行为抬高到“歼敌”的形象。使原始事实在加工过程中发生 了失真。创造神话,塑造英雄的过程中,政治宣传采取的常见手法如下


一, 取舍,添枝加叶法。如平狼牙山一个班的牺牲者被凝聚为 5 位英雄,刘老庄的表彰 中,出现的也仅仅是殉国的一个连(日军记录的是 118 名)。平型关大捷中,伏击取胜的基 本事实在多年的宣传中逐渐被扩大,出现歼敌精锐主力之说,林彪三次赴乔沟侦查说,敌出 动飞机,坦克说,大规模肉搏战说,国军的不协力或纵敌逃窜说等。


二, 反衬法。以虚造杀敌数字来衬托英雄的伟大。如狼牙山,刘老庄连的宣传,本只是誓 死不屈的殉国的行为,但为了使其形象趋于完美,有利于鼓舞抗战士气,宣传过程中创造出 大量无中生有的歼敌数字。据笔者的严格史料考证,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1937 年 9 月 25 日,山西省灵丘县)歼敌 1000 名之说的实际,是日军死伤最大约 240 名。狼牙山五壮士 (1941 年 9 月 25 日,河北易县)“歼敌 90 名” 说,实际为日军负伤 1 名。刘老庄英雄连 (1943 年 3 月 18 日,江苏北部)“歼敌 170-300 名”说,实际为死亡 2 名,负伤不详。腰 站阻击(1937 年 9 月 25 日,河北涞源)“歼敌 3-400 名”说,实际死 2 伤 7 名。倒马关战 斗(1937 年 9 月)“歼敌 30-100”说,实际为轻伤 1 名。阳明堡夜袭(1937 年 10 月 18 日, 山西代县)“击毁敌飞机 24 架”,实际为重创一架。可见宣传的内容和事实数字都有天壤 之别。


三, 伪军法。此也是反衬法的另一种表现,由于日军有严谨的死亡统计,歼灭日军数字很 难大做手脚,所以为了不使宣传数字露出马脚,出现了以改变文字语义(将死伤,毙伤改为 歼灭,消灭),或增加伪军,“二鬼子”(朝鲜人)的人数来调整平衡,衬托共产党革命军 队党形象之倾向(笼统歼灭日伪军)。实际上,所谓“伪军”多是在白区经日军宣抚工作后 成立的地方伪组织的自卫武装,并不到正面战场第一线作战。像平型关,台儿庄的这种正规 军的运动作战中,可能有被雇佣拉车的民夫,但不会有伪军出现。根据地的地方扫荡中,即 使有伪军(一般日军资料中称和平军,保安队,皇协军)参加作战,日军的作战档案中肯定 会有组织,人数记录(一般没有死亡记录)。狼牙山作战中,可看到共产党把被强迫运输根 据地物资(清乡物资)的非武装民工都称为伪军,作为杀伤对象的现象。谁曾考虑过,使用 这种民族的苦肉计,牺牲的是谁的尊严,维持的又是谁的荣誉?


6 抗战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1.国际接轨和多种价值观 从科学角度看,一,只有接触外部史料,异种环境,不同立场的研究论文才能了解他国,世 界。二,只有比较各种文献,史料,才能分辨事实的真伪,检证自我主张的正确与否。今日 所谓“研究国际接轨”的价值就在于此。若此两点原则被政治所忌讳,被民族之虚荣拒之门 外时,就不可能有真的历史存在。剩下的只是局限于国境内,体制内的,宣传创造的历史 (党史),闭门谈经的故事,国家,民族的英雄夜谈。其内容,结果并不能作为真理,事实 永远留在青史之中,也不会成为有普遍价值的文化遗产。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介绍外部的史料,利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启迪以上之道理。开 拓出新的研究场所,摸索新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说,不同的立场并不一定都是“历史虚无 主义”。历史研究是神圣的学问场所,绝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工具”。


2.避免政治立场,文学手法 本研究强调,遵守的另一个原则,是在历史记录中,不使用文学手法,不滥用形容词。也不 能翻译史料名称,固有名词。用形容词描述的是感情,并不是历史,而热衷于煽动爱憎感 情,是非利害的人亦不能称为是史家。历史并不是一个民族,一党一派的私产,不是宣传民 族荣辱的道具。而是留给整个世界,留给所有民族,全体后人的文化遗产。利用史料证据写 出所有人都能首肯,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的史论,才是史学家的目标。所以在基础事实,史 料研究中应尽量排除政治立场,坚持公允的态度,客观,全面,公平地记录史实。为此,事 实记述中不能区分敌我,更不不能偏袒一方。


3.注重档案文献记录 研究历史时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据。而史料中,档案记录贵重于一般记录,文献记录贵重于口 述记录,历史记录贵重于文学作品,当时的记录贵重于事后的再录。这些最基础的历史学常 识也是研究,记录的原则。运用第一手史料,如当时的电报,战斗详报,统计,命令,日 记,日志等档案资料。尽量排除回忆录,口述资料,排除没有根据的叙述,坚守对每个阐 述,每个数据都负责的实证原则,以期实证结果的准确。


注释

[1]拙著「歴史認識問題の現状と将来」『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54 号、2010 年 12 月。

[2] 比如喇叭手宣传了两年之际,连人名都没搞清(一直称白神源次郎),九军神中故意抹 煞了一名被俘者。军神关行男,也是为了赞扬特攻,经过事先调查被选拔出来的人物。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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